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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对整个科学界、尤其是自闭症研究领域,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年——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削减了预算。但是,科学家们仍在各个地方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探索自闭症的成因、提高诊断自闭症的能力以及为自闭症个体及其家庭开发更有效的干预与支持方法。

根据自闭症科学基金会(ASF)的调查,今年年初,在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预算的背景下,大约有8000万美元的自闭症相关研究资金被取消 。这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总共约8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
当然,也不全是坏消息。9月份,NIH宣布为新设立的“自闭症数据科学项目(ADSI)”的13个项目提供5000万美元研究资金。该计划将利用美国现有的数据库,研究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将考察一系列单一或组合的环境因素,探索它们在自闭症发生率和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参见:阴霾之后, NIH的自闭症数据科学项目的“意外惊喜”)
2025年,自闭症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在自闭症的形成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时提出了新的有效的支持建议,以及自闭症生物亚型的重要发现 。
2025 年最明确、最重要的科研主题之一,是在理解自闭症谱系个体差异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大规模生物学与行为学的数据分析明确区分了自闭症的不同亚型,而且这些亚型的划分得到了验证。这些亚型在遗传背景、生物学特征、行为特质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共同出现的医学或行为障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样的研究有望推动将自闭症视为单一、同质性的障碍,走向分层化、精准化的研究与干预方向,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服务。
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方法识别行为模式,并根据共同特质对个体进行分组,随后比较不同组之间的生物学特征,以揭示潜在的生物学机制。这项工作始于去年的工作,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界定自闭症亚型的成果。
采用这种方法,其中一项研究区分出了自闭症的四种亚型:其中一种与“重度自闭症”(又称“广泛性障碍亚型”)高度吻合;另一种以较高比例的精神障碍(如焦虑症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为特征(“中度障碍亚型”);另外两组则表现出相对较轻的障碍。
另一项研究发现,自闭症确诊年龄(幼儿期或青春期)是区分亚型的最强预测因素。确诊较早的儿童往往在语言、运动能力和整体发育方面存在明显迟缓,而确诊较晚的个体则更可能伴有强迫症(OCD)、ADHD 或焦虑障碍。后者的共同精神障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们的自闭症诊断。
基因是生物学和个体行为特质的早期决定因素,因此理解遗传因素如何造成这些行为差异至关重要。研究发现,面临更多挑战的个体往往携带更大、更罕见的遗传变异,而症状较轻或较晚确诊的自闭症个体则显示出更多较小、更常见的遗传变异。某些罕见的、并非来自父母的“新生突变”,与更严重的自闭症特质密切相关。
除了遗传因素,脑结构的研究证明,无论是自闭症个体还是 ADHD 个体,如果用ADOS 评估,他们的自闭症特质严重程度,是造成脑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而诊断类别本身在造成脑结构差异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自闭症与多种精神障碍在行为特征、脑结构和遗传方面的重叠,凸显了许多神经发育特征的“跨诊断性质”,这也对现有的诊断界限提出了挑战。多项研究发现,包括细胞密度差异在内的许多脑部改变,在 ADHD 与自闭症个体中表现相似,并且更多取决于症状的严重程度。还有研究显示,即便未被诊断有自闭症,但自闭症特质较高的人群中,也同样存在与自闭症相关的脑部差异。
每个个体的功能水平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他们或他们家庭所处的环境因素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包括化学因素、营养因素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都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某些环境因素(例如产前相关因素),在没有遗传风险的情况下,也可能影响自闭症诊断的可能,但这些因素同样可能影响已被诊断有自闭症个体的发育结果和能力水平。科学界日益形成的共识是:应当在跨越诊断界限、在连续谱系的框架下,研究广泛的环境暴露与发育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将研究范围局限于自闭症本身。
今年的研究也有助于澄清并排除一些与自闭症无关的环境因素,比如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2025 年,全球卫生机构和多项科学综述再次确认,目前并不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孕期使用泰诺(Tylenol,即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儿科学会(AAP)等机构指出,现有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不足以证明因果关联。作出这样的澄清,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言论暗示二者存在关联,因此包括自闭症科学基金会(ASF)在内的专家和倡导组织强调:自闭症的成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因于父母在孕前、孕期或孕后所做或未做的任何单一行为。
2025 年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自闭症性别差异的理解,尤其是造成这些差异的生物学机制的理解。基于数十年积累的大规模基因组数据,科学家揭示了为何女性被诊断有自闭症的比例低于男性。研究发现,尽管受影响的具体基因并无显著性别差异,但是女性——尤其是伴有认知和运动方面困难的女性——携带的新生突变负荷高于男性。这一模式支持“差异易感性(differential liability)”的概念,即女性可能在生物学上对自闭症相关风险具有更强的韧性或女性保护效应。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性别差异并非仅由单一的“女性保护效应”所致,而是源于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有研究发现,自闭症个体的女性手足在语言方面存在困难,其程度介于自闭症个体与普通同龄人之间,即轻于自闭症,但重于普通同伴。
还有研究指出,总体而言,女性通常在更晚的年龄才会被确诊,但是,在两岁之前就被确诊的儿童中,女性人数反而多于男性。而且,女性自闭症个体更容易伴随其他心理健康障碍,这可能是造成她们的诊断更加复杂,甚至延迟。
这些性别差异既可能真实地反映了生物学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因为诊断上的偏差——加强临床医生培训和改进诊断工具将有助于改善这样的偏差。例如,研究发现,尽管社会反应性评分相似,黑人自闭症女孩获得诊断的可能性更低,这凸显了诊断实践中偏差因素的存在。
性别差异的其他生物学机制还涉及 X 染色体。由于女性拥有两条 X 染色体,理解 X 连锁基因在不同性别中的表达模式尤为关键。2025 年的研究识别出 33 个与自闭症稳定相关的 X 连锁变异。这些变异参与大脑发育的不同阶段,并呈现出性别特异性的表达模式。此外,X 连锁基因与 Y 连锁基因之间的差异,也可能进一步促成自闭症在表现形式和诊断上的性别差异。
2025 年,多项研究利用类器官技术和基因治疗手段,推进了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法,特别是针对遗传基因已经明确的个体。类器官和组装体技术使科学家能够观察大脑的早期发育过程,并识别发育过程出现自闭症分化的关键节点。由个体自身细胞培养的类器官可以模拟该个体独特的神经生物学特征,从而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测试大脑回路的发育过程及其对干预手段的效果反应。对于自闭症个体而言,这一方法有助于根据特定的遗传和细胞特征来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一刀切”的策略。
目前,类器官正被用于包括FMR1相关障碍、Timothy综合征、MECP2相关障碍和Dup15q综合征在内的障碍,研发个性化干预措施 。这些研究包括预测个体对抗癫痫药物的反应,以及深入理解影响自闭症风险的早期细胞过程 。
与此同时,基因治疗领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早期研究已证实,在技术上,基因治疗对因高外显率遗传变异导致的自闭症,具有可行性。利用反义寡核苷酸、CRISPR 技术以及 RNA 修复策略的自闭症治疗研究,已从动物模型逐步推进到人体试验阶段,特别是针对天使综合征和雷特综合征的治疗,已经进入临床研究。这些进展正在推动研究重心从“发现致病基因”转向“恢复功能”。此外,其他潜在治疗手段也正在推向临床试验阶段。
尽管基因治疗通常针对特定突变,但最初为某一种罕见遗传病开发的治疗方案,正被探索用于相关疾病,甚至可能扩展非特异性自闭症(idiopathic autism)。比如, IGF-1和二甲双胍(metformin)的临床试验研究,都是为多种障碍的治疗发展有科学证据的治疗方案,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在无明确遗传因素的自闭症人群中的应用潜力。
自闭症家庭常常想知道,孩子一生的成长轨迹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提前做好准备。通过对个体的长期纵向追踪,而非仅仅停留在某一年龄段的研究,揭示了关于发展轨迹的重要信息,即,随着个体的成长,哪些特质相对稳定,哪些特质能够被改善。总体而言,基础能力较弱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具挑战性的成长轨迹,但不是所有个体都如此。环境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也能影响个体的基础能力和后续的发育轨迹。研究发现,认知能力是预测自闭症核心症状变化轨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自闭症个体的发育结果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在神经生物学层面,发育轨迹的不同可能部分源自于颞叶白质的发育异常。发育过程中,自闭症大脑的突触修剪模式会有不同,这可能影响神经回路随时间的发育模式。
利用自闭症个体珍贵而稀缺的尸检脑组织开展的研究,已开始在细胞层面揭示自闭症大脑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变化规律。然而,由于可获得的脑组织极为有限,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严重制约。
未来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根据行为特质或者共同障碍来划分不同的自闭症亚型或亚组,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大脑发育差异。研究基金资助机构也应认识到,纵向研究和基于组织器官的研究的长期价值,为保证研究人员的稳定性、参与者的长期随访,以及随家庭需求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支持提供稳定而持久的资助。
今年,科学家们整合了大规模数据库,用于研究影响早期干预效果的预测因素。这些研究调查了多种针对自闭症核心特质的干预模式。研究发现,干预的有效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干预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干预开始时的基础能力水平,以及更早的介入年龄。但是,决定效果关键的不是各种花里胡哨的干预模式的名称或者品牌——只要干预方式聚焦于学习各种技能,提高社社交和认知能力,就是有帮助的。
相比之下,干预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以及更早开始干预,与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改善表现出稳定而一致的相关性。由于幼儿的大部分社会互动来自父母或其主要照护者,家长参与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早期干预中的关键部分。目前,这样的干预方法已成功应用于有早期发育特质的婴儿,这有助于在生命发育的更早阶段就开始进行干预。
今年,在理解自闭症中严重、激烈及危险行为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走失行为”经常造成自闭症儿童的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而且走失行为在自闭症儿童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同龄人。今年的研究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同时也推动了更为有效的干预方法,以减少走失行为的发生。
“紧张症”(catatonia)是另一种有潜在致命风险的障碍,在自闭症个体以及智力和发育障碍人群中更为常见,但是,在自闭症个体中往往比较难以识别。现有文献表明,大约 10% 的自闭症个体可能出现紧张症,但实际上可能更高,主要是因为自闭症个体的沟通困难,或者被误认为是自闭症的核心特质。未来,自闭症科学基金会(ASF)将就这一问题提供更多信息和解读。
尽管政治环境中的敌意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干扰了部分研究进程,2025 年自闭症领域的科学家们依然迎难而上。一系列重要发现,帮助家庭更好地理解自闭症在生物学层面的多样性以及不同自闭症亚型的本质。这些研究成果既揭示了不同类型自闭症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也阐明了环境因素在塑造个体发展中的作用。
小丫丫自闭症项目:我们认为,尽管那只是一个综述文章,但是2025年11月13日,著名的《神经元》(Neuron)杂志发表的关于“肠道菌群与自闭症关系”的综述文章也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科研成果。
该文分析了流行病学、小鼠模型和临床试验三个方向的30几篇论文,指出这些文章在概念和方法学上大多存在重大缺陷,肠道菌群与自闭症之间相互关联的证据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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