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璐璐1,尚晓明2,许文胜3

(1.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黑龙江哈尔滨150080/佳木斯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2.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3,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会话能力是评价儿童语用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选取216名普通话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INCA-A和自定义编码方式编码儿童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考察不同年龄段儿童在会话阶段的语用发展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呈递增态势，且调用的不同语用指标类型更显灵活。本研究可丰富并延伸取效行为研究。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发展语用学；会话能力；取效行为

收稿日期：2020-05-18；作者修订：2021-01-19；本刊修订：2021-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闭症儿童汉语声调加工认知机制研究”(20CYY0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自闭症儿童语用发展能力的评估与干预研究”(20YJC740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汉语自闭症儿童语用发展能力干预研究”(2020M670934)；黑龙江省博士后面上经费资助项目“汉语自闭症儿童语用发展能力研究”(LBH-Z19201)；江苏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身体现象学视域下人机交互的情绪直接感知研究”(20ZXC004)
作者信息：1.程璐璐(1987-),女，辽宁沈阳人，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发展语用学；2.(通讯作者)尚晓明(1964-),男，辽宁铁岭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发展语用学;3.许文胜(1969-),男，安徽桐城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0.引言

从发展语用学视角来看，儿童语用能力是“儿童在与他人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语用能力，主要表现为儿童使用言语和非言语方式表达交往意图、运用交往策略与他人交流、并根据情境选择表达方式”(Ninio&Snow1996：11)。国外研究者主要从语用交流行为编码儿童语用习得过程(Batesetal.1975;Bruner1983;Schulze&Tomasello2015;Boscoetal.2018);从会话发起、维持与修补层面探讨儿童的会话能力(Forrester1992；Soum-BissaouietaZ.2012；Ehrlic2017);通过分析儿童叙述内容探索其语篇能力(deVilliers&Tager-Flusberg1975；Lindgren&Vogels2018),旨在全面界定儿童语用能力。其中，会话能力是衡量儿童语用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对于会话能力，研究者主要从儿童与受话人之间的沟通能力展开，体现在会话发起、维持、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就会话发起而言，儿童在早期就可通过目光接触、模仿等行为发起会话(EckermaneS1979),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可借助语言与看护人交流(Keenan & Schief _ felin 1976）,或借助知识在游戏中向同伴发起会话（Ervin-Tripp1979）。对于会话维持，儿童在没有成人的帮助下，一般通过动作、表情等行为方式进行会话维持（Corsar°1979）或使用某些语言策略及社会文化知识来维持某一话题（Benoit1982）。在会话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年龄较小儿童可通过行为请求受话人进行会话修补与修补回应（杨晓岚2009）o年龄稍大的儿童可运用语言或知识请求受话人澄清并对修补进行回应（Aviezer2003）。而学龄前儿童（以下简称儿童）发起会话修补请求及对此回应现象较少。因此可以认为，儿童会话能力可通过其调用知识、语言和行为及交互关系传递交际目的和超级目的的情况加以考察。

综上，针对儿童会话能力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如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狭窄、研究内容单一，未能全面考察儿童的会话能力。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来看，儿童语用发展阶段是取效行为阶段（Bates戒狄1975）。因为取效行为阶段指话语对儿童和受话人同时产生效果，这表明儿童话语意义的建构是基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言语互动。鉴于此，本研究以发展语用学为视角，从取效行为出发考察不同年龄段儿童在会话发起、维持、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调用知识、语言、行为及交互关系传递交际目的和超级目的情况，旨在客观呈现儿童会话能力发展的规律，揭示语言的本质属性和语言发生的生物基础，证明儿童心智的创造和选择过程。

1.取效行为研究再思考

取效行为指“说话人（儿童）为实现某种目的调用知识、语言和行为对受话人的心智状态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由此推知，取效行为代表言语及非言语行为的普遍特征，展现儿童言语及非言语的目的和交际效果之间的关系”（程璐璐、尚晓明2017：23）。取效行为中知识、语言和行为的目的功能及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分别达到的不可预料、可预料和探试效果之间具有对应关系①。目的在向效果过渡时会通过取效过程实现。具言之，“知识的不可预料效果在隐性取效过程中实现（知识常常潜藏于话语之中，对于受话人具有不可预料效果。受话人需按照知识种类借助相应的运作机制进行推理，把握儿童调用知识的目的和超级目的，即隐性取效过程）。语言的可预料效果通过显性取效过程阐释（受话人通过语言感知儿童话语，并解码字面意义及所体现的目的和超级目的，这是显性取效过程，受话人可以预料，属于可预料效果）。行为的探试效果借助受动取效过程解读（解读儿童行为动作探试的目的和超级目的，受话人需调用文化、认知、心理等多种因素，通过推理实现受动取效）”

总结前人研究可知，取效行为是说话人和受话人共同合为，实则反映目的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同时，总结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韩礼德的宏观功能、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知识观视角将取效行为解读为社会规约性知识、想象性知识、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梳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韩礼德的微观功能、关联理论并借助INCA-A编码系统②，从语言观视角将取效行为阐释为交际需求、心智状态、社会互动环境、交际背景、命题态度、认知环境、已有图式；回顾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和符号互动论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从行为观视角将取效行为分为感知-动作协调阶段（身体触碰、点头赞同、摇头拒绝、面部表情），行为模仿记忆阶段，元认知指导行为计划、实施和调控阶段（展示物品、给予物品、位置移动、手势指示）。

2.儿童会话能力发展研究设计

2.1语料来源

按分阶段抽样方式，先在全国范围内选取7个省（直辖市）进行整群抽样。依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划分为南、北区域：南方包括江苏、四川、广东；北方包括辽宁、黑龙江、北京、陕西。选取216名语言发展正常、身体发育健全、智力正常、无言语和听觉障碍的普通话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年龄对其进行分层抽样，儿童年龄为3~6岁不等。再将儿童分成低龄组（3岁）、中龄组（4岁）及高龄组（5~6岁）。在教师及家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获取实验数据。父母教育背景基本相似，家庭收入情况无显著性差异，均为独生子女家庭。儿童用普通话与受话人交流。采用独立样本，检验，考察南北方区域差异对儿童会话能力是否存在影响。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影响（t=-1.446,#=34；p=0.157>0.05）o因此，将南、北区域儿童视为整体来分析。

2.2收集标准

采用观察法和话题法收集语料，以录像的方式录制视频语料，收集场所为幼儿园及家庭情境。每名儿童在不同情境下每次录制视频时长为10~15分钟，共计98次（排除假期休息）。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视频内容和录制时间进行半结构化处理。

2.3语料处理

将视频语料按照CHILDES要求的格式录入，釆用INCA-A编码系统和自定义编码方式编码儿童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将结果通过CLAN进行自动分析。以研究目的为基准分为会话、言语倾向水平、言语行动、非言语行为、会话修补、知识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编码。语境③因素在标注时考虑在内。编码后规范的语料如下图1所示。

使用FREQ统计编码类型的数量。数据结果输入SPSS22.0,统计儿童的会话发起、维持、修补、修补回应总数、比例以及调用知识、语言和行为及其交互关系的数量。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在会话阶段的量化指标。为保证量化研究信度，对编码语料实施二次重审。以60%的比例抽样此前完成的文本语料，完成第二次转写、标注与编码。语料转写一致性比例为99%,语料标注一致性为98%,语料编码一致性为95%。

2.4研究过程

通过量化研究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在会话阶段的语用发展特点，揭示其语用发展趋势。④

2.4.1低龄组儿童语用指标分析

采用卡方独立性检验和对应分析法，统计低龄组儿童在会话阶段使用知识、语言、行为及其交互关系的数量。皮尔逊卡方值是10110.046,p=0.000,说明会话阶段对低龄儿童调用语用指标的数量影响显著。

低龄组儿童在会话发起阶段调用语言+行为（4043次）发起会话。在维持阶段，借助语言（1013次）或行为（944次）维持会话，但次数较少。在修补阶段，借助行为（833次）发起修补请求。在修补回应阶段，借助语言+行为（623次）或仅借助行为（653次）完成修补回应任务。分析原因认为，低龄组儿童虽然可与受话人简单交流，但其语言和理解能力还有待发展。因此在会话发起时需借助行为辅助语言进行表达（目的），使受话人理解其话语意图（超级目的）。在会话维持阶段，他们对于受话人的简单是非疑问句会以行为的方式回应（目的），以便维持会话（超级目的）。对于受话人较为复杂的话语，儿童则需借助语言进行回应（目的），维持与受话人的友好关系（超级目的）。但由于低龄组儿童话题保持能力较差，并不能就某一话题持续较长时间。在会话修补阶段，当儿童并未完全理解他人话语时，会借助行为希望他人有所意识并予以修补（目的），满足交际需求（超级目的）。这与他们语言表达和认知能力相对有限不无关系。在会话修补回应阶段，儿童做具体阐释时会借助语言+行为进行回应（目的），发挥行为辅助语言表达的作用（超级目的）。反之，如果是在受话人启发下的修补回应（目的），儿童则仅调用行为，保持与他人的交际关系（超级目的）。

2.4.2中龄组儿童语用指标分析

皮尔逊卡方值是5442.165,?=0.000，即会话阶段对中龄组儿童调用各语用指标的数量存在显著影响。

在会话发起及维持阶段，中龄组儿童调用知识+语言发起（1023次）并维持会话（1496次）（目的），以便就某一话题与受话人展开沟通（超级目的）。当儿童与他人游戏时会借助知识+行为（994次）发起并维持会话（1478次）（目的），使受话人了解其会话目的并深入游戏（超级目的）。在游戏时，儿童会在头脑中提取相关知识发起并维持会话，而这种知识相对抽象且需行为辅助，以便受话人正确解读会话发起与维持的目的。在与受话人的自然会话中，儿童直接借助语言的可预料效果弥补知识的不可预料性。在会话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儿童均通过语言发起修补请求（1807次）或回应修补请求（1107次）（目的），希望与受话人维持交际状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超级目的）。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可在社会互动环境中有效使用语言完成会话修补任务，并在内容和表达间做出适宜推论。

2.4.3高龄组儿童语用指标分析

皮尔逊卡方值是185.375,p=0.000,表示会话阶段对高龄组儿童调用各语用指标的数量存在显著影响。

在不同会话阶段，高龄组儿童均会调用知识+语言发起（2853次）并维持会话（4094次）、发出修补请求（1228次）或进行修补回应（1051次）（目的），以便与受话人就某一话题深入交流，并希望受话人使用其理解的话语进行会话或其修补回应可被受话人理解（超级目的）。高龄组儿童可调用知识+语言完成会话任务且其理解能力逐渐增强，从而逐渐摆脱借助行为才能完成交际的束缚，成为较好的会话操控者。

3.综合讨论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的会话能力体现为所调用语用指标数量的增长及质量的提高。

3.1使用数量的增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呈递增态势。这说明，儿童的语言运用能力有所提升，更愿意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在会话发起阶段，低龄组儿童调用的语用指标数量最多，高龄组居中，中龄组最少。但会话发起的数量并不与儿童的年龄成正比。观察发现，低龄组儿童调用语用指标的数量最多是因为他们难以就某一话题与受话人持续讨论，因此会不断发起会话。在会话维持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维持会话所调用的语用指标数量有所增多，其维持的数量已超过发起的数量（除低龄组外）。在会话修补和修补回应阶段，由于低龄组儿童调用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整体较少，因此其会话修补数量也较少。低龄组儿童需要受话人，尤其是成人帮助他们修补会话。随着儿童的生长发育，高龄组儿童使用语用指标进行会话修补及修补回应的数量都有所递减，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都有所飞跃（见图2）。

3.2使用质量的提高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逐渐摆脱使用行为或行为辅助语言进行会话活动的束缚。此外，随着儿童的生长发育，其在会话过程中调用不同语用指标类型更显灵活。

低龄组儿童在会话发起阶段借助语言+行为（具有交际需求时通过手势指示）进行表达（目的），使受话人理解其话语意图（超级目的）。在会话维持阶段，由于语言表达和认知能力的局限，他们对受话人简单的是非疑问句会借助行为（模仿/给予受话人某物/点头赞同/摇头拒绝）予以回应（目的），以便维持会话（超级目的）。对受话人较为复杂的话语，则需借助语言（联系受话人的交际需求或调用有限的已有图式）回应（目的），维持与受话人的友好关系（超级目的）。在会话修补阶段，当低龄组儿童并未完全理解他人话语时会借助行为（面部表情）希望他人有所意识并予以修补（目的），满足交际需求（超级目的）。因为面部表情蕴含情感可帮助他们传递会话意图。在会话修补回应阶段，低龄组儿童在具体阐释时会借助语言+行为（在受话人话语提示下调用有限的已有图式并采用模仿方式）进行回应（目的），发挥行为辅助语言表达的作用（超级目的）。如果是在受话人的启发下，儿童会调用行为（点头赞同）来回应（目的），保持与他人的交际关系（超级目的）。

在会话发起及维持阶段（会话发起：基于社会互动环境调用社会规约性知识或想象性知识；会话维持：基于受话人的交际需求调用陈述性知识或想象性知识），中龄组儿童调用知识+语言发起并维持会话（目的），就某一话题与受话人展开沟通（超级目的）。可见，中龄组儿童的心理表征能力获得发展，社会认知水平有所增强。他们可根据受话人的交际需求及社会互动环境调用相应知识进行交际，视会话为社会行为（郭恩华2018）。在游戏中（会话发起：想象性知识+展示物品；会话维持：想象性知识+模仿），他们则会借助知识+行为发起并维持会话（目的），使受话人了解其会话目的，深入游戏（超级目的）。这表明，中龄组儿童借助想象性知识与受话人进行游戏，并通过展示物品或模仿行为使受话人了解其会话意图。在会话修补及修补回应阶段，他们均可通过语言直接发起或回应修补请求（目的），希望与受话人维持交际状态（超级目的）。据此，随着中龄组儿童理解力及认知水平的提升，他们可为交际的持续调用已有图式，发起会话修补请求。根据受话人的交际需要或通过调用认知环境，全面解析受话人的话语意图，以便回应修补请求。

针对高龄组儿童，在会话发起（社会规约性知识+心智状态）、维持（程序性知识+交际需求）、修补（想象性知识+命题态度）及修补回应阶段（陈述性知识+认知环境）均可调用知识+语言发起并维持会话、发岀或回应修补请求（目的），以便与受话人针对某一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希望受话人使用其可理解的话语进行会话或自我会话可被受话人所理解，实现成功交际（超级目的）。由此认为，高龄组儿童的会话能力有所飞跃，他们可在知识和语言这一抽象思维工具的辅助下，娴熟传递交际目的和超级目的。同时，他们可调用较难掌握的语言语用指标，如交际需求、心智状态、命题态度、认知环境。这也进一步说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对受话人的交际需求及心智状态的敏感性逐渐增强，已走向“去自我中心”。高龄组儿童还可通过命题态度表达交际态度，其逻辑思维能力也获得空前发展，可利用词语、逻辑及常识信息作为提示进行交际，使语言和思维紧密关联。这也反映岀儿童认知能力在不断发展，并证明“认知能力的发展决定语言能力的发展”这一结论（李宇明2004：49）。

4.儿童会话能力的取效行为验证

囿于篇幅，仅验证高龄组儿童在会话阶段调用的主要语用指标，证明儿童言语及非言语的目的和交际效果之间的关系。

（1）语境：1）话语范围：HZX游戏时破坏了客厅摆设，妈妈不高兴，HZX想让妈妈开心；2）话语基调：母子关系；3）话语方式：会话。
*HZX：妈妈你看我今天在幼儿园表现好.
*HZX：老师奖励我了.
*HZX：妈妈笑一下？
*M0T：好啦好啦妈妈很开心梓轩长大了.
根据例（1）推论出，在会话发起阶段，儿童可通过受话人的心智状态来调用社会规约性知识，从而发起会话。HZX看到妈妈不开心后发起会话，告知妈妈今天由于在幼儿园表现良好（符合社会规范）受到老师的奖励（目的），希望妈妈为此开心（超级目的）。受话人妈妈在显性取效过程中识别出该儿童的间接话语形式是在哄自己开心，这是可以预料的，具有可预料效果。受话人还需在隐性取效过程中结合交际情境并调用社会规约性知识，即遵守幼儿园规章制度才会获得奖励，儿童提到这一奖励事件是在告诉受话人他今天遵守了社会规约。HZX在受话人不开心时调用社会规约性知识，提到他遵守规则而被表扬一事是不可预料的，具有不可预料效果，需受话人做出认知假设（无标记假设）⑤，即该儿童借助具有社会属性的话语意图安慰受话人：告诉妈妈其受到表扬是想让妈妈开心。因此，妈妈告诉该儿童自己很开心，并且表扬其已经长大。

（2）    语境：1）话语范围：研究者与JYX针对喜欢的游戏展开讨论；2）话语基调：陌生人与儿童；3）话语方式：会话。
*RES：小舞台是怎么个游戏啊？
*JYX：就那个穿上那个小舞台的服装然后在台上面展示服装.
*JYX：之后还跳舞呢看看谁表演得好.
*RES：这么说你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啊.
根据例（2）可知，在会话维持阶段，儿童通过受话人的交际需求调用程序性知识来维持会话。当JYX被问小舞台游戏的规则时，该儿童可根据研究者的问题推知其具有交际需求且需要回答，因此该儿童回复了提问（目的），并传递出喜爱该游戏的态度（超级目的）。受话人需在显性取效过程中识别儿童的回复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交际需求，可以预料。受话人还需在隐性取效过程中识别出儿童阐释小舞台的游戏规则是在调用程序性知识，以相当详细的步骤进行叙述，这对于受话人而言具有不可预料效果，受话人需结合交际情境及认知策略（组织策略）⑥形成认知假设（原型行为假设）：概括并剥离出儿童的情感意义（以如此详细的步骤阐释该游戏规则，可见其对该游戏的喜爱程度），因此受话人在回复中强调该儿童喜欢此游戏。

（3）    语境：1）话语范围：母亲与儿童在家做游戏；2）话语基调：母子关系；3）话语方式：会话。
*MOT：我们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房子吧.
*MOT：空间不太够用呢.
*MOT：就像蜗居一样.
*CHI：蜗居是什么？
*CHI：难道只是小蚂蚁住不成？
*MOT：蜗是蜗牛的蜗.
*CHI：哦那就是蜗牛住的房子喽.
*MOT：对的.
由例（3）推断，在会话修补阶段，儿童通过调用想象性知识并借助命题态度发出修补请求。因为空间不够，妈妈表示要与儿童建个“蜗居”。该儿童对“蜗居”一词不解，便调用想象性知识猜测“蜗居”就是蚂蚁住的地方，并用“难道……不成”句式传递其反问的命题态度以便使受话人妈妈进行修补（目的），为接下来的游戏做准备（超级目的）。受话人妈妈需在显性取效过程中识别儿童的命题态度，而该命题态度是反问句式，对于受话人具有可预料效果。受话人需在隐性取效过程中解码儿童调用想象性知识的不可预料效果，即在交际情境下借助记忆中的假设和假设图式识别出儿童对“蜗居”一词的猜测使其联想到小蚂蚁住的房子。这样，受话人需对此做出认知假设（无标记假设），即该儿童借助与社会属性相适宜的反问句请求受话人确认“蜗居”的内涵是不是小房子。
根据例（3）可知，在会话修补回应阶段，儿童通常在认知环境基础上借助陈述性知识对会话修补予以回应。该例儿童通过妈妈对“蜗居”的解释，调用认知环境中的词语信息，推理岀既然蜗是蜗牛的蜗，那么“蜗居”就是蜗牛住的房子，回应妈妈的修补话语（目的），表示已对“蜗居”的概念有所理解（超级目的）。受话人妈妈需在显性取效过程中识解儿童实则调用认知环境中的词语信息——通过“蜗牛”一词对该概念有所把握，这一过程对于受话人具有可预料效果。受话人还需在隐性取效过程中解读该儿童对“蜗牛”概念的掌握及对“居”字的理解，对于受话人具有不可预料效果，因为其并不知道该儿童如何将“蜗牛”一词与“居”进行组合，需结合儿童所传递的话语形式进行认知假设（语境共享假设），即受话人需基于话语语境推导出“蜗牛”一词与“居”组合应该是蜗牛住的房子，那么该儿童理解正确，因此受话人给予肯定。

5.结语

本研究基于儿童语用发展阶段即为取效行为阶段这一观点而展开。此外，儿童语言发展的主流研究仍以英文语料为准，由此得出的一些规律必须在其他语种中加以验证（刘森林2007）。本研究借助汉语儿童会话语料对此观点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丰富并延伸言语行为理论中的取效行为。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呈递增态势，所调用的语用指标更显灵活，提示儿童语言运用能力有所提升，更愿意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同时研究结果也可应用于制定语用障碍儿童评估标准、诊断分型及干预策略（尚晓明、程璐璐2019）,使语用障碍研究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①对儿童自然语料的观察研究发现，多数情况下儿童所调用的知识具有不可预料效果，语言具有可预料效果，行为具有探试效果。
②INCA-A编码系统可编码面对面的交互行为。
③关于语境的分类，选择Halliday（1978）对语境的分类，即话语范围（会话具体情境）、话语基调（交际者角色关系）和话语方式（交际渠道）。
④囿于篇幅，低、中、高龄组儿童会话阶段调用各指标卡方测试表、对应表及对应图略去，只汇报结果。
⑤参见陈新仁（2001）的分类：原型行为假设（不带有任何语境影响的痕迹）、无标记假设（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交际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有与其社会属性相适应的常规方式）及语境共享假设。
⑥参照Weinstein&Mayer（1985）的分类：精细化策略，找出新信息与已知信息之间的联系；组织策略，概括信息内容；理解-控制策略，不理解某个信息时釆取某种行动进行调整，如设立子目标，调整策略等；情感策略，感同身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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