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进医生：孤独症的神经多样性观点与其矫正，不如理解

神经多样性

早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的观点与争议做过介绍（见前文：孤独症的神经多样性与争议），平台读者反响不一。就全球来看，这个观点出台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甚至对立、互怼不断。

“神经多样性”刮进ASD的医学与康复教育体系

近些年，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思潮，且听起来颇哲学化的名字：“神经多样性”刮进ASD的医学与康复教育体系。其观点认为，ASD是类似于人类生物多样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它不是“疾病”或是“残疾”，而是一种“差异”，无需治疗或矫正，更无需定性、扣帽子。顾名思义，它主张人的大脑可以有不同的“神经链接方式”。犹如有人天生惯用右手，有人却是左撇子，不能因此就说左撇子“有病”。这一观点最初是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朱迪·辛格于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她本人也是ASD一员。她认为，ASD的大脑运行逻辑可能和“多数人”不同，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大脑出了故障，就像麦克风不等于扬声器，功能不同而已。在此观点与视角下，ASD不再是急需“修复”的缺陷，而是一种自然的人类神经变异。听起来，有点像“谢顶不是病，而是人类进化的自然结局”逻辑如出一辙。

如今，临床诊断出孩子为ASD，大都会引起家长们的恐慌、沮丧、焦虑、无措，并不断奔波于多家医院求解、再确诊，为此会精疲力竭、陷入无助与绝望。不否认，今天的医疗模式仍认为AS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DSM-5,2013）。它的界定标准出自对ASD的症状描述，认为只要符合“社交沟通障碍、狭隘局限的兴趣和板重复行为”，就会妥妥被扣上孤独症的帽子。传统语境里，孩子“正常”往往意味着合群、听话、标准模板式的成长。

美国学者天宝.葛兰汀自称是位ASD，也是多本畅销书作者（见前文：成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行为特点），她曾说：“我不想被治愈，那样我就不是我了。”她靠对细节的极致敏感，在美国设计出改善屠宰场人道处理流程的装置。这种“感官过载”式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令人抓狂和苦恼，但在某些专业领域，却能超凡脱俗、表现非凡。按此逻辑，ASD的“异常”未必是“病态”或“缺陷”。确实有些ASD在数学、计算机、音乐、记忆、艺术等领域表现出非凡能力（见前文：自闭症与科学怪人有关吗；孤独症奇才的故事与启发）。只不过，他们大多被忽略在主流“合群与社交文化”之外。可问题来了，这种情况并不能代表整个ASD群体，其谱系极为宽泛，从能独立生活、事业有成，到一些重度患者没有语言，生活自理困难，甚至需要终生全天候照护。一些支持者将神经多样性理念不加区分地套在所有ASD群体身上，多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意思。

静老师说

人类对某些无解而束手无策的事物，总渴望找到符合自身认知的合理解释，神经多样性提法多少有点这个味道。是因为ASD像谜一样困扰了人类一个多世纪，如今仍搞不清它的“来龙去脉”。于是，总要为ASD群体的生存找个合理的解释与出口，不是吗。

整理下神经多样性的理念，大概有这样的导向：①描述性：ASD神经系统差异的固有自然存在。②规范性：宣称这些差异应被平等尊重，不应视为缺陷。③政治性：作为社会运动口号，反对医学化与污名。

从文明与人文精神而言，ASD群体并不只是想被接纳，他们更想被当成普通人一样看待，希望能上学、有工作、有婚姻、被尊重。但现实并不太美好，他们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更难找到工作，哪怕是些高智商的ASD，也常被环境逼到边缘或角落里。这是权利与现实的双面，ASD人士需要平等的机会，也需要特殊的支持。其中包括更合理的教育方案、更包容的工作制度、更尊重其选择的政策设计。ASD自我倡导者呼吁：“不要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为我们做决定。”ASD群体也不想被“无效治疗”所裹挟，他们要的是参与，而非被摆布。

从人类整体来看，生态系统需要不同物种，人类社会也需要各种大脑与认知风格。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一种认知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方向扩展。例如，同性恋或跨性恋不再被视为是“异常”或“病态”。

但至少目前，医学仍无法视ASD为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差异”而不去治疗或干预。神经多样性倡导者对现行医学体系的批评，值得我们兼听。但也需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强调ASD是“正常的差异”，是否会掩盖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声音呢，当然会的。

我以为，神经多样性运动虽以反对“病理化”为旗帜，但其论述隐含“神经决定论”，一切行为源于大脑构造的独特性，而非社会关系或人文历史。这种观念削弱了医学与教育学解释的地位，也使个体责任与社会变革的议题被掩盖。例如，当一个ASD个体在沟通中遇到困难，问题被简化为“神经差异”，而非社会制度对多样沟通方式的不适配。

神经多样性倡导，在社交媒体与学术界形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身份话语，其积极面是赋权与去污名化，但消极面是新的排他。许多争议与互怼，也是来自于此。

神经多样性也制造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结构，模糊了群体内部差异。你不能否认某些ASD个体的需求，被轻度或高功能群体的话语所淹没。当一味地“去污名”成为集体认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反向污名”，例如否定寻求治疗者的正当性及合理性。

神经多样性的合理性，不是不要治疗或干预，而是改变我们对“治疗、干预”的理解或定义。应该认同，当我们对ASD的现实无措时，不妨调整下相关的认知与方法论，从对ASD的“矫正缺陷”，转向“理解和接受差异”。当你在飞机、地铁上看到一个因噪音而捂耳的ASD孩子，或者在食堂里遇到一个低头自言自语的ASD人士，别急着贴标签、排斥或鄙视。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感知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生理反应。但没必要神化和理想化“神经多样性”。

鉴于神经多样性呼声日盛，我以为，首先应该去本质化，不要简单地把差异归因于固有神经结构，这过于机械。其次，避免将其政治化，有可能成为“政治正确”的呼声，须反思身份政治的排他逻辑。再次，不要理想化ASD，也要质疑包容话语的现实效果。我并非全盘否定神经多样性，而是主张回到“人之为人”的复杂维度：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只有将这些维度重新编织，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多样性”而非制造新的分裂。